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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群在延安始末考,党员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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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家之 舒群

舒群与罗烽、萧军1936年在上海

舒群初次赴延安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舒群担任《战地》杂志主编,为调研与处理办刊工作,曾在延安暂留20天左右。这次延安之行,舒群最大的收获是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宣传部副部长凯丰接待了舒群,并派朱光请舒群在城内的一家饭馆吃了饭。饭后,朱光领着舒群来到延安城内西北角凤凰山麓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热情款待了初次见面的舒群。面对着热情洋溢、和蔼可亲的领袖,舒群激动万分,不惜将自己视若珍宝的莎士比亚的4本名著《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和《仲夏夜之梦》,以及两卷本残帖《石索》和《三希堂》送给了毛泽东。这些书籍都是1937年秋至1938年春舒群于行军途中在日军轰炸的废墟中找到的。在行军途中,朱德总司令虽然曾多次提醒舒群放弃书籍,轻装前行,但他始终爱不释手,一直随身携带。然而舒群却将这些书籍倾囊赠予了毛泽东,足见其对毛泽东主席的一片深情。舒群后来曾在《胜似春光》一文中这样表达初次见到毛泽东时的深切感受:“虽属萍水相遇,却似故人邂逅。”

舒群在中国文坛上的名望,远不止于——他是“二萧”之后扬名文坛的东北作家第三名,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

1940年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扬给当时在桂林办事处的舒群发电报,以党的名义邀请舒群到延安“鲁艺”工作。于是,舒群与萧军、王德芬等人同行,再次踏上了延安之路。为了安全到达延安,萧军扮成八路军军医,王德芬扮成护士,舒群扮成战士,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军用卡车,路经国民党的重重关卡,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此后,舒群在延安生活了5年。在这期间,舒群与丁玲、萧军等筹办过数次“文艺月会”,并与丁玲、萧军、刘雪苇轮流担任过《文艺月报》的主编。同时,舒群还出席了延安举行的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大会,并且与艾思奇、周扬等人共同努力成立了延安鲁迅研究会。更为重要的是,舒群曾担任过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帮助毛泽东筹备过延安文艺座谈会,还担任过“鲁艺”文学系的主任。

其实,在东北作家群中,他的地位也蛮高的。萧军,一硬汉,除了鲁迅,他跟谁不敢耍脾气?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刚谈完,回来记日记照样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但是舒群当着哈尔滨众多老朋友的面,批评他对萧红的不当,暴脾气的萧军硬是压住性子、没有发作,回去对子女说:要是别人这么说我,我早就不干了,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又不无感慨地说,老朋友中,只有你舒群叔叔可以当面敲我,骂我了!

《解放日报》副刊创刊于1941年,最初由丁玲担任其副刊文艺专栏的主编。但时至1942年3月3日,丁玲想专心从事创作,于是提出到“文抗”工作,并向社长博古和中宣部部长凯丰推荐舒群做《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3月9日,中央决定任命舒群为《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主编。3月11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出满百期,专栏主编丁玲调到“文抗”,舒群正式接任主编工作。当时,年仅29岁的舒群内心压力非常大,他在发表于文艺专栏102期的《为编者写的》一文中写道:“我觉得作为一个编者是很难的;特别在边区,似乎更难。……编者的工作,应该是几种专家们集体的工作;不然,一个编者也应该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胜任。可是在我们,又多半是作家兼任编者,那就难上加难。比方,伟大的托尔斯泰对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便很难成为好的编者吧。……所以我还觉得一个作家未必是一个编者。”然而,正在舒群为接任主编一事而踌躇满志之时,党中央又作出撤销文艺专刊刊头,改第四版为综合性副刊,将“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的决定。对此,舒群内心中更是雪上加霜。作为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得知舒群为办刊而忧心忡忡一事后,不仅热心地为舒群主编的第四版征稿、审稿,而且还亲自给舒群写信进行劝导:“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毛泽东的言行令舒群很受感动,也颇受启发,打消了内心的疑虑与惶惑,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了组稿、编稿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中。仅用半年的时间,舒群就已将《解放日报》副刊第四版打造成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在舒群后来的回忆中,他始终不忘毛泽东在办刊期间的亲切过问与关怀,他曾在《难以忘怀的纪念》中写下这样的文字:“他老人家很关心报纸,亲自领导和过问文艺版的工作,为此,我常常要徒步到杨家岭,或是骑着牲口到枣园去向他汇报和请示,他甚至亲自拟定‘征稿办法’。那时,毛主席的作风是很民主的,就说那‘枣园之宴’,请什么客,比如文化人的名单,他也征求我的意见。每提起一个人,他就谈一点看法。”

这种地位形成自然是有原因的。当初,一帮“文青”在哈尔滨意气相投、切磋写作技艺、相濡以沫,开始时并不知道舒群的红色背景——“九一八”后第三天,热血青年舒群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负责搜集和交换北满各处情报。他单枪匹马,日夜潜行,于刀丛中发展各种关系,从手工作坊、打字学校到伪县政府,多方搜集日军火力布置情报。当时经费少,生活困难,组织上给他一块旧怀表,
走走停停也不准,所以有任务,他总要先跑到火车站、大商店去对表。做情报工作半年后入党,那时他19岁。所以说,早在成为作家之前,舒群就已经是老党员、老革命了。

舒群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期间,恰逢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筹备与召开,他参与了座谈会的筹备工作。1941年8月12日早晨,毛泽东派通讯员送信给萧军,约请舒群、艾青等人商讨文艺问题。信件内容如下:“萧军同志: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有必要的。此致,敬礼!毛泽东。”于是,早饭后,萧军和舒群、罗烽、艾青夫妇、白朗夫妇一同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此时,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宣传部长凯丰已经先到。之后,大家热烈讨论了关于文艺和有关文艺政策等问题,并打算开始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事宜。1942年4月10日,毛泽东找周扬和舒群谈话,要两人正式启动文艺座谈会的筹备工作。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亲自致信舒群。信中写道:“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诸方针问题,拟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毛泽东。”面对毛泽东的信任,舒群也不负重托。他不仅多方征集文艺界的意见,与毛泽东数十次交流感想,而且多次引荐蔡若虹、华君武等艺术家到毛泽东住处进行文艺方面的研讨,甚至帮助毛泽东草拟了关于参加文艺座谈会的人员名单,从而为毛泽东和党中央全面了解全国的文艺状况提供了充分条件,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舒群不仅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筹备期间的中坚力量,而且他还全程参与了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召开的三次文艺座谈会。舒群在认真听取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在《解放日报》上对《讲话》精神进行了大力宣传。为了响应党中央要求文艺家去前方和农村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政策,舒群于1943年还亲自撰写了思想杂谈《必须改造自己》,发表在3月31日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专栏。在文中,舒群写道:“在文艺座谈会以后,我们才比较认识到另一个道理,到底什么叫作‘面向工农兵’。”“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的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这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我们从前既不熟悉,今天又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以致就无从表现。写是写了,不是没写好,就是写歪了。这‘没写好’和‘写歪了’,不仅说明了我们不熟悉这些人和这些事,而且说明了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语言。这个改造,必须通过实际斗争才能改造得好。”舒群不仅通过撰写文章倾诉自己的感受,而且他还身体力行组织文艺家深入生活,采访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促使当时的文艺家们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等相关题材的文艺作品,为延安文艺政策的顺利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舒群那时在哈尔滨有四个联络点,”二萧”的家即是其中一个。舒群的朋友傅天飞跟随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游击队打游击,一次他到哈尔滨执行任务,顺道给舒群捎来一部“腹稿”——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傅天飞讲了整整一天一夜,舒群非常震撼。傅天飞也爱写作,但他怕自己万一牺牲,就郑重地在舒群这里保存一份“底稿”。舒群也怕自己“出事”,又原原本本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非常感动,当即提出请傅天飞来家里再讲一遍,于是舒群又把傅天飞带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讲诉。萧红在《生人》一篇中有记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舒群因忙于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将这部腹稿写成作品。而萧军据此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然而,尽管舒群受到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重用与关怀,自身也为响应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付出了很多心血,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却没有摆脱被审查的命运。原因是:1934年舒群所在的中共青岛市委出了内奸,舒群被国民党蓝衣社逮捕,被关押在青岛的监狱中。而到了“延安整风”时期,舒群在青岛坐牢期间的政治表现没有证明人。于是,《解放日报》副总编余光生积极执行康生的指示,诬陷舒群在坐牢期间有叛变行为,并训斥他是“文痞”、“无赖”,致使舒群不得不被迫停止工作,接受党组织的隔离审查。舒群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磨难与变故,一时之间难以接受,加之又不幸染上了肺病,曾一度想自杀。1944年初的舒群,已经被折磨得瘦成了皮包骨,但他仍然坚持自己并没有叛变,自己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与舒群共事多年的《解放日报》社编辑黎辛曾这样写道:“舒群这条东北硬汉,是可杀不可辱的,他是受污挨斗中,我见过的惟一的硬汉。”后来,党组织决定把舒群的问题暂时保留,日后审查。于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与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商量,由王震担保,调舒群到南泥湾三五九旅干休所疗养,同时让其从事开荒生产和帮助战士学习文化。在南泥湾期间,舒群结识了一大批长征军事干部和工农群众,这些人的言行给予了舒群很大触动,也更加坚定了他终生和工农大众站在一起的决心与立场。

在哈尔滨时期,舒群用积攒的地下活动经费40元帮助“二萧”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跋涉》,还热心地帮忙联系印厂,校对文字。后来“二萧”离开满洲,到青岛,也是去投奔舒群的。在青岛半年,“二萧”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舒群也酝酿了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在青岛时,萧军和舒群曾结伴到上海拜鲁迅为师,没有找到;舒群不甘心,自己又去了一回,结果还是一样。无缘亲近鲁迅,是舒群一生憾事。后来“二萧”在迅师家里登堂入室,舒群请老朋友代为引荐、呈稿请鲁迅指教,此事竟没有下文。舒群在心中对老朋友打了个问号。直到鲁迅逝世后,1937年在北京遇见萧红,才解释了这件事——萧军担心舒群的党派背景会危及鲁迅的安全,加之当时鲁迅身体情况确实很差。萧红为了弥补舒群没能见到鲁迅的遗憾,慷慨地将《生死场》原稿赠给他——那上面有鲁迅修改的笔迹。萧红的解释和赠与,使舒群释怀了。

1944年秋季,舒群的个人问题得到了澄清,党组织恢复了舒群的工作,调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担任文学系主任。舒群刚一上任,就积极吸收了来自晋察冀、太行、冀中根据地,以及国统区和敌占区的一大批学员。同时,对于前几届的老学员他也积极努力地将其从“延安整风”运动的“甄别”过程中“抢救”出来。后来,在舒群的积极努力下,文学系又增加了一批来自延中、绥德、米脂的陕北新学员,给文学院乃至整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带来了许多鲜活的力量。舒群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有胆有识,高瞻远瞩。他非常清楚,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最后阶段,党需要的是大批能够在全国大反攻中起到中坚作用的文化干部。为了适应党的迫切需求,舒群积极扩大教员的阵容,除了文学系原有的教员何其芳、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公木、天兰,又先后请来了萧军、艾青、欧阳凡海、高长虹、李又然、孙犁、邵子南等人。舒群安排萧军、何其芳、周立波、公木等负责授课,严文井负责组织创作实习,孙犁、邵子南、孔厥等分别辅导,进行作品讨论。在教员们的共同努力下,文学系的学员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并且有很多作品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上发表。同时,舒群自身也身体力行,参与到教学实践当中。他教导学生,要真正写出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的文学作品,必须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掌握大量活生生的材料,同时要多从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名著和民间文学中吸取文学技巧和文学语言的乳汁。他要求全系学生都要熟读《红楼梦》,并做出详细心得笔记;要求细心钻研话本《快嘴李翠莲》《碾玉观音》中那些幽默风趣、精美多彩的语言技巧。另外,为了更快地提高学员的写作水平,舒群还带领文学系师生创办了一个墙刊《文艺》。《文艺》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讨论文艺形式问题的特辑,主要刊登舒群、陈荒煤、严文井等文学系教员的文章;另一部分是文学创作,主要刊登文学系学员的优秀文学作品。墙刊在文学系张贴出来后,在延安引起了很大轰动,也调动起了学员们学习与创作的强烈兴趣。舒群在担任文学系主任期间,一直带病工作,加之工作任务繁重,导致其两次吐血,面容极度憔悴与苍老,但是他却以孱弱的身躯,为党培育了无数的精英人才。在这一点上,舒群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他的业绩是功不可没的。

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最后若干修改,隆重推出,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成为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当时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两个口号论争”,病重的鲁迅被“打上门来”的徐懋庸气得半死,而徐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被鲁迅骂得要命,文坛众人亦分成两大阵营,舒群自然会被看作周扬派的人。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宣传部和周恩来的指示,由“鲁艺”负责人周扬组建挺进东北的文艺工作队,编号第八中队,舒群任中队长。9月1日,周扬给东北干部团第八中队讲话,鼓励他们要不辞辛苦地前进。9月2日,第八中队全体成员在延安“鲁艺”门前集合,萧军、萧三在门口送别。自此,舒群离开了生活5年的延安,开始了他的东北之行。

七七事变后,舒群跟着周扬等人去延安,途中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到八路军司令部,同行中还有史沫特莱。这一路,舒群见到周恩来,也见到阎锡山、傅作义,赶上平型关战役,还给朱德总司令当了4个月临时秘书。

舒群的延安经历,尤其是与毛泽东的亲密交往,以及毛泽东的信任与鼓励,成为了他日后在思想上砥砺苦难的坚强“柱石”,也成为了他一生中难以磨灭的宝贵而光辉的精神遗存。正如他在1949年写下的诗句:“给我一匹千里马,让我奔往圣地,/这个圣地,光辉而美丽,/这个圣地,写着毛泽东伟大的名字,/我知道,我往那去。”

1938年,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与丁玲创办文艺刊物《战地》,后来在延安舒群又接续丁玲办《解放日报》副刊,几十年后他与丁玲办《中国》,两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还曾对丁玲秘书王增如说,跟丁玲相处,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以处得久的人。

在武汉舒群又遇到心情苦闷的萧红。萧红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房顶发呆。舒群劝她去延安,萧红只想做无党派人士,专心写作,两人为此争吵过。

萧红没有去延安,萧军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扬打电报调他去的。那时许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热闹,也有所谓“山头”,鲁艺、文抗,也打笔仗。但舒群似乎跟萧军、罗烽等东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更近些。与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说舒群进入领袖视野是为了办《解放日报》副刊。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请求调文抗,向组织推荐了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凯丰、博古都来做工作。毛主席得知,找舒群谈,他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大篇,可见毛主席多么耐心细致、苦口婆心——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解放日报》副刊的高度重视!舒群一上任就跟着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强报纸的党性。《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不仅谈话、开会,毛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于是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等人都写稿了;对于工、妇、青三委,毛泽东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同时号令党员:“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如此拉稿力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帮助舒群,在一封写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毛主席对舒群越来越倚重了。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命周扬和舒群帮助筹备。舒群还参与草拟参会者名单。谁去谁不去,大家都想去。编辑部黎辛被留下发稿子,舒群安慰他说,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让他去听,结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里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这都是花絮了。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搞调研,找许多作家谈话,其中谈得多的一是萧军,一是舒群。
二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

1945年日本投降,毛泽东、蒋介石都没料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延安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东北。东北团由舒群带队,队中汇聚众多作家、艺术家如田方、于蓝、刘炽、公木、颜一烟、王家乙、华君武、严文井、陈强等等。他们从延安出发,徒步走过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队里许多像舒群一样的东北人,自“九一八”那悲惨的时候起流浪在关内,做梦都梦见故乡白山黑水、大豆高粱,一路上心情之激动、步履之轻快皆可想而知。他们沿途也看到日军烧杀掠夺后荒芜破败的村庄,看到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的成果,他们曾冒雨急行,有时也露宿,一觉醒来但见满月银光照彻原野、宛如置身仙境……一个月后到达沈阳。

在东北,年轻的老革命舒群接管并组建了东北重要的文教部门:接管“满映”,成立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建立东北画报社和鲁迅艺术学院、东北公学,主编《知识》半月刊,领导并组织文艺宣传,演出《兄妹开荒》,举办“哈尔滨之夏文艺活动月”,将延安文艺带到东北,可以说,对于发展东北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