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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勇军进行曲,田汉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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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儿女》的文本写作

1946年5月上海虹桥鲁迅墓前,(左起)于伶、郭沫若、许广平、冯乃超、田汉、周信芳合影。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鼓舞着亿万中华儿女为战胜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把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46年,田汉(中)在上海与欧阳予倩、熊佛西等合影。

《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电影《风云儿女》文学剧本与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同时创作完成于1935年1月10日前后几天。

田汉是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我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田汉的一生,与上海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国歌诞生地上海的骄傲。如今,在上海长乐路上,就安放着田汉的全身塑像。

《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创作时间与电影《风云儿女》的文本创作息息相关。依据存世的史料、文献,电影《风云儿女》先后写有三个文字本———第一个文字本是田汉创作完成于1934年秋冬的《风云儿女》本事;第二个文字本是田汉创作完成于1935年1月10日前后几天的电影文学剧本;第三个文字本是夏衍依据田汉的第二个文字本于1935年3月上旬改写完成的电影摄制台本。要了解《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创作时间,必须了解田汉所写的两个文字本的创作时间和文字内容的不同。

本文原刊于《红蔓》杂志2017年第五期,作者为孔海珠。

第一个文字本,是电影《风云儿女》本事,即电影故事提纲,供导演分镜头用,里面没有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本事”是田汉于1934年秋冬,确切的时间应该是在11月10日前后几天完成创作并在电通公司处女作《桃李劫》完成初拍并进行修改补拍时,交给电通公司的。我认为,第一个文字本《风云儿女》本事的创作完成时间是1934年11月10日前后几天,有四个客观依据:一是《青青电影》半月画报1934年11月16日出版的一卷八期有电影《风云儿女》的消息报道,而11月1日出版的该画报一卷七期却没有电影《风云儿女》的消息报道。二是电影《风云儿女》本事原文文献的存在。三是电通公司于11月中旬,为筹备拍摄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而招聘导演、摄影。四是田汉、夏衍、司徒慧敏、孙师毅、许幸之等历史当事人的回忆:田汉于1934年秋冬为电通影片公司写了一个《凤凰涅蓜图》的电影本事。

南国社

第二个文字本,是田汉于1935年1月10日前后几天创作完成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文学剧本,里面含有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它是在1934年12月中旬电通公司完成处女作《桃李劫》的补拍后,向田汉“催稿”“催稿甚急”的情况下,田汉在《风云儿女》本事的基础上扩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的,分为15章,结构完整,情节线索清晰,人物齐全,约1.6万字。第二个文字本里面含有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两节,写在电影文学剧本的最后一页的结尾处,即第15章《凤凰的再生》的结束文字——即电影的高潮,人们唱着义勇军军歌,即影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前进。第二个文字本全文刊登在1935年6月1日出版的《电通半月画报》第二期《风云儿女》特辑上,并注有:“原著《风云儿女》,电影《风云儿女》系据此原著改编”等醒目文字。

田汉(1898—1968)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和创造社,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写作《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等剧本,翻译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米欧与朱丽叶》,开始了他的戏剧事业。

之所以电通公司于1934年12月向田汉“催稿”“催稿甚急”,是因为初次担任电影故事片导演的许幸之,无法依据田汉写的电影提纲性质的“本事”来完成拍摄任务,必须要依据比较详细的电影文学剧本或电影摄制台本,才能完成摄制任务。因此田汉最初于1934年秋冬交给电通公司的电影《风云儿女》本事,只能供导演许幸之作为拍摄外景地分镜头之用。所以,在处女作《桃李劫》公映后,电通公司的第二部故事片《风云儿女》的开拍时间一再推后至1935年1月20日,即田汉完成电影《风云儿女》的文学剧本后。然而许幸之仍然不能依据此电影文学剧本来完成拍摄任务。电通公司只得在田汉被捕后,请夏衍来写电影《风云儿女》的第三个文字本,即电影摄制台本。

1921年回国后长期居住上海从事新文艺运动,由他领导的南国社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影响较大。办过《南国半月刊》《南国月刊》等刊物,组织“南国电影剧社”,拍摄电影
《到民间去》等。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校长时,在校内开辟小剧场,举行“艺术鱼龙会”,演出由他创作的
《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剧,以其富于才思的构架、富于诗意的语言、清新质朴的演剧风格,在中国戏剧界产生广泛影响。

第三个文字本,是夏衍依据田汉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内容和情节,改写成电影摄制台本的,约4.3万字,约完成于1935年3月10日前后几天。许幸之是依据夏衍改写的电影《风云儿女》摄制台本才完成影片摄制任务的。

上海艺术大学解散后,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设文学、戏剧、绘画三科,学生中如陈白尘、郑君里、赵铭彝、吴作人等,后来都成为艺术界的杰出人才。该校因政治和经济困难被迫停办后,田汉又创办南国社,在其率领下,在上海、南京、杭州、广州、无锡等地公演,影响日益扩大,推动了我国话剧运动的开展。

《风云儿女》的摄制

田老大

1934年春,由中共中央文委“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夏衍、田汉主持电影创作,司徒慧敏任摄场主任,袁牧之、应云卫任导演。公司成立后,又吸收一批左翼文化人士加入。在电通公司成立后的一次会议上,田汉“承担了一个电影剧本,那就是以亭子间奇遇开始,以长城抗日结束的,写知识分子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风云儿女》。”

田汉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委员,创作了大量话剧和歌剧,写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歌词。他和聂耳、冼星海等人合作的大量革命歌曲,经广泛传唱,吹响了抗日救亡斗争的号角。

《风云儿女》是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二部影片。电通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桃李劫》,编剧是袁牧之,导演是应云卫,于1934年10月中旬拍摄完成。因担心处女作失败,夏衍、阿英、田汉、阳翰笙、郑伯奇等十几位左翼作家齐心协力,进行了“两个月的补戏”。影片主题歌《毕业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桃李劫》终于在12月16日上映并获得观众和评论界的好评。

戏剧家于伶从北平剧联调到上海时,由赵铭彝领着去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德丰菜馆楼上的“春秋剧社”,会见敬仰已久的田汉———因年长与老资格,为人热情豪放,有“及时雨”之风,大家称田汉为田老大。

在补拍《桃李劫》的同时,电通公司于11月中旬,为筹备拍摄第二部故事片《风云儿女》而招聘导演、摄影。“曾任天一美术布景摄影工作的许幸之及吴印咸已离开天一,加入电通,一任导演,一任摄影。”在《桃李劫》补拍完成后,于12月中旬“电通第二剧《风云儿女》已通过,导演许幸之往苏州分镜头,已公毕返沪。闻年后开始设置,角色大体已定,主角王人美、袁牧之。”如果仅仅依据《青青电影》的消息,似乎电影《风云儿女》的文学剧本已经完成。但结合1934年12月下旬,电通公司向田汉“催稿”“催稿甚急”,因为当时田汉正在进行三幕话剧《回春之曲》和独幕话剧《水银灯下》的剧本创作,虽然田汉有交叉写作的习惯,但在12月下旬同时完成三部剧本是有一定难度的;《大晚报》和《中华日报》关于《风云儿女》开拍日期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后以及主要配角演员尚未选定等多重因素分析,应该是:田汉于1934年秋冬提供给电通公司供导演分镜头的文字本,是一个只有约1600字的电影故事提纲性质的“本事”,而非可供导演参照完成拍摄任务的电影文学剧本。这与田汉的创作风格相吻合——田汉经常是口述剧本的故事情节大纲,然后根据排演情况写出简单的文字本,最后再整理成完整的文字本。许幸之分镜头的文字本正是田汉最先写出的一个情节线索清楚但只有两页纸的《风云儿女》本事,即电影故事提纲。由于许幸之是第一次担任故事片导演,不能像卜万苍导演那样可以根据田汉口头描述的故事情节线索而在没有电影文学剧本的情况下拍摄完成影片《湖边春梦》。于是电通公司向田汉提出扩写《风云儿女》电影文学剧本的要求,并“催稿”“催稿甚急”。

见面颇具戏剧性。那天,田汉正赶刻腊纸,他时常这样写剧本,方便马上印出来交付排演。当他看到赵铭彝带人进门时,猜到就是刚从北方来的于伶,马上起身双手紧握于伶的手。于伶顿感有尖硬物刺进手心,忍了又忍,还是叫出声来。田汉松手,见于伶手心已被刺出血,才发现自己手里握着刻腊纸的笔。

田汉扩写的电影文学剧本,是用电通旧式直行红格纸写就的,约10余页,分为15章:一、亭子间的奇遇;二、宴会席上;三、“天上的福音”;四、在医院里;五、新家;六、女同学;七、不测的风云;八、狱中风景;九、在风景地青岛;十、“铁蹄下的歌女”;十一、无限的惆怅;十二、投到祖父怀里;十三、诗人与战争;十四、血写成的诗;十五、凤凰的再生。总共约1.6万字,是第一个文字本——电影故事提纲性质的“本事”文字体量的十倍!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有两节,写在第15章《凤凰的再生》的结尾,创作完成的时间约在1935年1月10日前后几天。因为在1月15日以后,《大晚报》和《中华日报》再没有影片《风云儿女》推后开拍日期的报道。田汉在交出《风云儿女》的第二个文字本———电影文学剧本后不久,于1935年2月19日晚被捕。初次担任故事片导演的许幸之依据田汉的电影文学剧本,还是不能完成拍摄任务,于是电通公司不得不委托夏衍将田汉的电影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摄制台本。夏衍用了约两周时间完成了电影摄制台本并交给导演许幸之;许幸之用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影片《风云儿女》的全部摄制工作。影片《风云儿女》于1935年5月24日首映于上海金城大戏院。这也就是影片《风云儿女》的整个拍摄过程。

义勇军进行曲,田汉在北京。“剧联”组织严密,盟员之间联系和活动多采取隐蔽、分散、秘密活动方式,很少集会。直至1933年3月15日在田汉三十六岁生日聚会上,说为田老大祝寿,其实借此大家聚聚。

反复推敲歌词的创作

那天晚上,人头济济,边吃边谈,非常热闹。田汉首先讲话,从他的生日,讲到戏剧运动的坎坷与奋斗。大家鼓掌。主办人急以手势阻止。华汉(阳翰笙)接着讲些祝寿的话。当夏衍站起来发言时,两个便衣包打听推门进来,一边喊:“啥事体?
介许多人。”夏衍机警地大声说:好了,吃面啦,吃寿面了!
几个主办人急忙跑向厨房。有人上前敬烟,聂耳拿出小提琴调皮地说:“小兄弟给大哥祝寿,三十六岁。”他奏出“咪啦”两个音;又说,今天是3月15日,我拉个曲子祝寿。接着拉起了“36315,36315……”哄堂大笑。包打听看到金焰、阮玲玉、胡萍等大明星在座,也没有多说。对聂耳骂了一句“神经病”,也就走了。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田汉先后撰写过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关于〈义勇军进行曲〉》,1949年9月写于北京饭店;第二篇是《影片〈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大众电影》1957年第19期;第三篇是1959年田汉在重新看到《电通半月画报》第二期《风云儿女》特辑后,在《中国电影》3月号上发表了《影事追怀录》之八———《〈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文中说:“亏着残留的《电通半月画报》第2期,我们还可以看到《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的原文。这是分成下述的十五个章节的……《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的模糊了……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也可以知道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我也随即被捕了。”

《现代小说》的叶灵凤编《舞台与银幕》,拟请田汉主编。开展工作时,田汉在旅馆开了一间房,约了不少名人来谈,声势很大。在1933年10月出版的《现代》第三卷第六期上,笔者查到《舞台与银幕》创刊预告,特约撰稿人名单多达四十名:卜万苍、王莹、王尘无、任于人、司徒慧敏、朱穰丞、朱端钧、洪深、周起应、姚苏凤、唐槐秋、程步高、蔡楚生、叶灵凤、欧阳予倩、郑伯奇、郑君里、苏汶等。可以说是“剧坛与影坛权威之大集合”,体现了当时上海左翼戏剧电影界的整体实力,也由此可见田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改写电影摄制台本的夏衍,在1983年1月27日写给《北京晚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中说:“田汉同志的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长期以来,还有一种传说,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田汉同志被捕后在狱中所作,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托人带出来交给我和孙师毅的。这种说法,传得很广。事实是许多人把《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和田汉同志的一首狱中诗稿混淆了。《风云儿女》的剧本是田汉同志被捕前写好交出的,怎么能把主题歌留到被捕后再写呢?但他的确在香烟衬纸上写过一首诗,那是田汉同志被押送去南京前,林维中同志带了女儿田野去探监时,他写的后来流传很广的那首‘平生一掬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的七律。这首诗写后,他要林维中交给了孙师毅和我……希望不要以讹传讹。”

《义勇军进行曲》

司徒慧敏也在《在暴风雨中诞生———追忆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经过》一文中说:“田汉同志只写了十来张直行的稿纸,不依行格,用毛笔细字写成。这仅能称作故事梗概。夏衍、阿英、孙师毅和我读了都很高兴……我告诉聂耳说:剧本中有一首《义勇军进行曲》的诗词,希望他能谱成歌曲。”

这事还得从1935年2月田汉被捕说起。

聂耳找夏衍“抢”任务,见到夏衍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所以一拿到剧本,“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电通公司决定拍摄《风云儿女》,该片片名最初叫《凤凰涅槃图》,故事梗概是田汉写的。他刚在十行纸上写完几页电影故事和主题歌的歌词。不幸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江苏省委各级组织一夜间被破坏,三十六位同志被捕,田汉也在其中。夏衍、周扬、阿英在被追捕中隐蔽起来。后来的“怪西人案”,使夏衍更失去了活动
的 可 能性,几乎有一年没有露面。隐蔽期间,夏衍将田汉留在他手边的这几页
电 影
故事,改写成电影台本。关于歌词,有人说是田汉在狱中写在一张香烟盒纸上,让家人带了出来,交给夏衍的。于伶说,这张从狱中带出的纸他看过,不是歌词,是一首七律诗,表示在狱中心迹的诗。七个月后,田汉经保释出狱,这首题为《打手印后》诗曾在《民报》上发表。

可见,《电通半月画报》第二期《风云儿女》特辑和夏衍、司徒慧敏、聂耳等历史当事人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歌词创作于电影《风云儿女》的第二个文字本中的史实并为第一手史料所验证。所以,田汉并非是1935年2月下旬于狱中在香烟锡纸上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为《风云儿女》主题歌谱曲是聂耳主动“抢”过去的。也是凑巧,聂耳知道这影片最后有主题歌,夏衍在写电影台本,只是苦于找不到作曲者。一天,于伶应孙师毅之约上他家,突然,处于隐蔽状态中的夏衍改了装也来了。夏衍把台本交给孙师毅,请他转给导演许幸之。恰巧这时聂耳也来了,他和孙师毅曾合作好几个歌。于是,他对夏衍说:“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夏衍递给他看台本。拿到手稿后,聂耳马上翻找到最后一页的那首歌词。他念了两遍,很快说:“作曲交给我,我干。”又迅速和夏衍握手:“我干!交给我。”“田老大一定会同意的。”于伶看到孙师毅马上在边上抄了一页歌词给聂耳,聂耳如获至宝地笑着跳着走了。

在我看来,田汉写的第一、第二两个文字本,都交给了电通公司,且第一个文字本和第二个文字本的创作时间相隔只有约两个月。尤其是第二个文字本,在电通公司“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直到夏衍改写电影摄制台本时,发现“原稿的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这个搁置的时期,应该就是1月10日前后几天到2月下旬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正好与田汉回忆:“我交出了故事不久就被捕了”的时间相接———田汉于1935年2月19日晚被捕,之前约一个月他创作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的第二个文字本——电影文学剧本;之后约一个月,夏衍改写完成了电影《风云儿女》的第三个文字本——电影摄制台本。

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也是一首军歌。该影片是由党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拍摄,田汉原作,夏衍写分场剧本,许幸之导演。它是聂耳在上海最后的作品。他完成谱曲任务后,东渡日本,计划转道去苏联进修音乐。从日本曾寄回修订了的曲谱定稿,由吕骥负责影片的音乐合成。不幸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成了他最后的曲子。

从以上材料我推断,田汉是1935年1月10日前后几天完成含有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风云儿女》电影文学剧本的。这也正是田汉创作国歌的时间。

创作《丽人行》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4日,田汉在组织的安排下,由重庆飞返阔别八年的上海。到上海的当天,竟无栖身之地。当夜挤住在同孚路大中里108号于伶的二十平米不到的前楼家中,于伶一家挤在上面的半间小阁楼上,阁楼下有一张床铺,让田汉稍有舒适的空间。田汉一住几个月,于伶几乎每天与田汉畅谈许多“大后方”和沦陷区的种种情况。尤其上海“孤岛”时期的地下斗争的故事,田汉被深深吸引。在于伶家的小桌上,他写了无场次新型剧
《丽人行》,上海剧艺社马上排演。

田汉常在于伶家中约见戏剧界人士,支持他们的各种进步要求,团结他们开展地下斗争。袁雪芬回忆,1946年5月6日雪声剧团在明星大戏院首次彩排《祥林嫂》,许广平邀集文化界许多知名人士和新闻界朋友去看戏,这是鲁迅作品第一次搬上越剧舞台。第二天,《时事新报》记者罗林找到袁雪芬和编剧南微,说有两位搞戏剧运动的前辈想约见你们谈谈。在罗林陪同下,他们来到大中里于伶寓所,与田汉和于伶第一次见了面。田汉谈对《祥林嫂》
的看法和意见,关心地询问越剧的历史以及与绍兴大班的关系等,还对改革地方戏发表意见。袁雪芬说:“田老谈吐真诚而不矫饰,待人平等而不倨傲,让人可敬可亲。”

五十寿辰祝寿

1947年3月14日,上海文化界近千人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为田汉五十寿辰祝寿。这是在董必武支持下的一次大规模活动。当时八年抗战刚过,内战又起,社会上部分人士忧心忡忡,对时局有悲观情绪。董老指示:要诚诚恳恳搞好团结,谨慎小心,千万不能有过火的言论,招来不必要的损失等。

祝寿会由洪深主持,郭沫若致祝寿词,评弹女演员唱开篇“百寿图”,周信芳唱了一段麒派拿手戏;越剧有袁雪芬,淮剧有筱文艳,常锡文戏(锡剧的旧称)的名演员都有节目;话剧界白杨、冯喆等朗诵祝寿诗。曾参加救亡演剧队的滑稽戏演员杨华生与张樵侬,用一张椅子,以表演街头老艺人“拉洋片”“看西洋镜”作逗笑,生发出人有近视眼和远视眼,还有左视眼和右视眼,并且借题发挥,说用右视眼看东西,分辨不清是非好坏,最后在“看客”与“老艺人”的争执口角中,讽刺挖苦当时的所谓国民参议员,前来祝寿、端坐台侧的国民党要人显露出局促不安,十分尴尬。当田汉在会上致答词时,也借用杨、张的《西洋镜》里的话“自况”,说自己是右视眼,所以活到五十岁有时还分辨不清是非好坏。看来轻松欢愉的祝寿会,实质是严肃的,成了上海部分地下党员,包括田汉,被迫撤离上海之前的大活动。之后,他转入到华北解放区。

解放后,田汉在长期担任繁重的文化、戏剧界的领导工作之余,还写出历史剧《关汉卿》《文成公主》以及戏曲《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为繁荣我国的文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